在亚马逊，色彩鲜艳且具标志性的闪蝶属蝴蝶已进化出一系列复杂的适应性空气动力学和行为特征，使它们能够在热带森林栖息地中飞行。在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展示了森林地层中不同微生境强加的自然选择如何推动这些密切相关物种之间的翼形和飞行行为的协同进化。像蝴蝶这样的飞行昆虫显示出多种飞行模式和空气动力学机制，这反映了它们独特的栖息地和生活方式。研究这些生物如何飞行是了解自然选择如何塑造飞行的核心。然而，虽然已经对几个物种的飞行方式进行了详细研究，但适应不同栖息地的密切相关物种之间的飞行进化尚不清楚。Camille Le Roy及其同事通过对自由飞行的蝴蝶进行高速摄像，以及形态测量分析和空气动力学建模，研究了生活在不同森林地层的12种闪蝶属物种在翼形、空气动力学效率和“襟翼滑翔”飞行行为方面的共发散性。Le Roy等人发现这些物种已经进化出一套多样化的形态和行为模式，这取决于它们是生活在森林的下层植被还是树冠中。那些进化至占据杂乱的下层植被栖息地的物种表现出更强大的翅膀拍打，因此能快速而敏捷地飞行。另一方面，由于飞行行为、翼形和其他空气动力学机制的独特组合，适应开放式树冠栖息地的闪蝶属蝴蝶进化出了改进和高效的滑翔能力。这些特征甚至在树冠栖息物种之间也有所不同，这表明适应性进化的多种途径导致了森林这一部分的殖民。

一项旨在解释对病毒流行的不同易感性的新研究表明，血统和相关的遗传变异可以解释人群对流感病毒免疫反应的差异，或许也可用于解释对COVID-19的免疫反应。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病毒是最强大的选择压力来源之一。然而，在现代之前，大范围的流行病可能很罕见。相反地，病毒爆发仅限于区域人群。因此，如果过去的病毒流行在地理上得到控制，它们可能会导致人口对口袋中病毒感染的反应出现分歧。尽管血统与对病毒反应的差异有关，但这些变异的分子决定因素尚未清楚。在此，为了量化对流感感染反应的变化，Haley Randolph及其同事使用了来自欧洲和非洲遗传血统个体的体外感染甲型流感病毒的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单细胞RNA测序。据Randolph等人的说法，感染导致基因特征以细胞类型特定的方式分化，与血统相关。他们发现遗传血统对免疫反应的整体模式具有细胞类型特异性的一个明显例外是感染后的干扰素（IFN）反应。在所有细胞类型中，增加的欧洲血统与流感感染后不久更强的第一类型IFN反应相关，也能从而预测稍后时间点病毒水平的下降。作者们说道：“鉴于干扰素在赋予宿主细胞抗病毒活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流感感染和包括SARS-CoV-2在内的其他病毒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而这其中的干扰素介导的时间和强度抗病毒反应与疾病进展和严重程度有关。该研究也表明基于遗传血统差异表达的基因参与了对其他单链RNA病毒（包括SARS-CoV-2）的反应，而此发现可能有助于观察到非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COVID-19易感性之间的差异。

与先前的证据相反，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新的实地研究发现，社区警务并没有改善公民与警察之间的信任，也没有减少犯罪。结果表明，社区警务（一种广受赞誉的警察改革形式）可能无法在所有情况下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渐进式警察改革取得成功之前，执法机构可能需要实施结构性变革。社区警务与传统警务不同，它让公民参与到培养信任和合法性以及改善警察与公民合作的过程中。虽然该策略已在全球范围内试用，但其功效主要仅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富裕地区进行过评估。来自全球南部发展中国家的证据不存在。Graeme Blair和同事通过与巴西、哥伦比亚、利比里亚、菲律宾、乌干达和巴基斯坦的警察机构合作，根据全球最佳实践，帮助实施了适合当地的社区警务干预措施。之后，他们开展了六项合作研究，以评估社区警务策略是否能提高公民对警察的信任与合作并降低犯罪率。Santiago Tobón在相关的《视角》中写道：“设置实验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使这项工作与众不同，不仅适用于社区警务，而且适用于更普遍的警务实践。”与较发达国家的先前证据相反，作者发现社区警务并没有提高公众和警察之间的信任，也没有减少犯罪。Blair等人识别了几个可能解释这些行动在这些地区失败的原因，包括了警察领导层没有将此作为优先事项，社区警务人员和支持改革的领导者轮换，以及有限的警察资源来跟进民众提出的顾虑。虽然这些限制在研究领域很常见，但作者指出，它们并不是全球南部独有的。因此，在美国等富裕国家，社区警务的益处可能不仅反映了干预措施本身的结果，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特有的重要社会和文化条件。Tobón写道：“Blair等人的研究表明警察信任和合法性的决定因素仍不清楚，至少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 “无论结果出乎意料，这项研究都是一项概念验证练习，通过协调实验在发展中国家打击犯罪和暴力是有可能的。” 对于趋势感兴趣的记者，2021年2月使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大型数据集进行的科学研究对另一项广泛提议的警务改革（警务多元化）影响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作者总结道：“多元化的影响可能既不简单也不单一。警官是多维的，而且制定有效的人事改革可能需要超越多样性提议中通常使用的粗略人口统计类别的思维，并考虑多种特点如何将警察与其所服务的平民联系起来。”2021年10月的科学特刊，《刑事不公》进一步探讨了相关主题。

数千年前第四纪晚期之后大型食草动物的消失大幅度地改变了全世界的火灾状况，增加了草地生态系统的火灾活动，特别是在灭绝最严重的地方。这些来自一项新研究的发现表明，食草动物与火灾的影响在整个大陆规模内起作用，并需要在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球火灾活动时加以考虑。野火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因此了解其驱动因素和频率对于了解随着地质年代尺度推移的生态系统、气候状况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至关重要。大型草原食草动物通过消耗原本会为野火提供燃料的植物来限制火灾活动。然而，虽然草食动物与火灾的相互作用越来越被认为会对大规模生态系统功能发挥重要影响，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影响是否受局部限制，或者它们是否对大陆尺度的火灾产生深远影响。据作者披露，第四纪晚期（约50到7000年前）的巨型动物灭绝，导致了大型食草动物在大陆范围内数量减少，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检验草食动物对野火的深远影响的假设。Allison Karp和同事使用了第四纪晚期灭绝作为全球排除实验来检查草地生态系统的野火活动对大型食草动物消失的反应。为此，Karp等人比较了世界各地不同草地生物群落的灭绝严重程度与来自沉积木炭数据的古火活动的变化。他们发现，在大型食草动物灭绝最多的地方，如南美洲，火灾频率增加得更多，而在灭绝较少的地方，如非洲，火灾频率增加得最少。结果表明，跨越第四纪晚期的大型食草动物的消失极大地改变了全世界的野火状况。作者指出，尽管现存的食草动物群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很少全球火灾模型采纳食草动物与火灾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结果强调了需要将食草动物控制纳入我们对火灾活动的理解并明确纳入火灾模型，这可能有助于协调在草原火灾活动的观察和模拟场景之间的不匹配。”

由塞维利亚大学植物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的研究员埃米利奥·古铁雷斯（Emilio Gutiérrez）领导的一项研究产生了新数据，以了解植物如何应对压力情况。 这些生物适应不同不利条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是否能幸存。因此，了解它们如何能够应对这些压力情况对于设计生物技术方法至关重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农业经济损失。

11月是胃癌宣传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胃癌是2020年第六大最常见癌症，新增病例109万。在2020年，胃癌是第五大最普遍的癌症死亡原因。胃癌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很常见，包括南美洲和亚洲。